第一百六十三章 新事业的根基
1884年3月,荷兰乘着中法战争的爆发,对兰芳公司进行了“最后”的一次威逼,想要完全将婆罗洲的东南部转变为荷兰王国的殖民地。
他们以为是最后一次,结果却捅了一个马蜂窝。
沙捞越自治邦和兰芳公司结盟,在荷兰出兵攻击兰芳公司不久,沙军也开始出兵,双方在山口洋、坤甸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,最终是荷兰人被迫退出婆罗洲为结果,使得沙捞越自治邦扩大为英属婆罗洲自治联邦。
当然,这件事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并不大,毕竟荷兰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中法战争的大胜,迫使法国取缔完全最惠国特权后,大清帝国的国际声望明显有了大幅的提升。
1885年7月底,胡楚元返回上海墉园,和美国公使达成协议,美国主动放弃完全最惠国待遇,双方互惠享有部分最惠国待遇。
1885年8月,胡楚元携妻子访问英国,虽然未能说服英国放弃最惠国特权,但就税务自主、中缅边境和中印边境等问题达成初步的协议,并和英美法三国达成协议,将上海、天津、海防租界转变为国际公租界,由中英美法四国各派一名公董委员,并从中外商人和本地代表中抽选三名公董委员,以七人制对国际公租界进行管理。
9月,胡楚元抵达莫斯科,就疆省伊犁问题举行最后的谈判,最终以象征姓的支付六十万清圆为代价,正式收回伊犁。
10月,胡楚元抵达德国柏林,和俾斯麦宰相举行会谈,签订新的《中德互惠贸易协定》。
随后,胡楚元访问比利时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奥匈帝国,陆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,允许各国商人在国际公租界贸易,同时,中方商人也有权在各国拥有上岸贸易权,为国内各家商行绕过洋行和各国贸易扫除了最后的障碍。
胡楚元于1886年春2月返回国内,在他回到上海不久,左宗棠病逝于江宁,胡楚元紧急前往江宁,和左宗棠见了最后一面。
其后,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,鹿传霖补任山西巡抚兼提督,刘锦堂补任浙江巡抚,湘军主力归入曾国荃麾下,福建人叶祖珪平调至南海舰队任提督,广东人叶富升任东海舰队提督。
这一阶段,朝廷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采用异地分治,各系平衡的策略,中国在整体的经济和政治上也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。
1886年4月,胡楚元对生丝出口价进行微调,上浮7%,算是暂时放过了曰本一马,也给自己一段特别宁静的时间。
正是在这段时间里,他继续加强了对中国茶业、麻业、瓷器产业的整顿,投资规模逐步达到一亿清圆,先后修建了南昌经景德镇、祁门县、徽州、湖州至杭州、宁波的南宁铁路,以及政和县至福鼎县,德化县经永春县、安溪县至泉州,以及沙县至福州的铁路。
通过和荣禄的协调商谈,他开始投资武昌至南宁铁路,并由徐润的两广商行投资兴办南宁至广州的铁路。
随着铁路网的完善,以及各地港口设施的完善,包括江南商行出资四百余万清圆疏通长江航道和闽江航道,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到岸价已经和印度茶叶大致相当。
在此基础上,胡楚元开始通过私下贴补的方式,在英国阻击印度茶叶,并大力开拓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和西班牙、澳大利亚等市场,同时加大对俄国的茶叶海贸规模。
另一方面,他也通过资本优势,由太古洋行收购印度茶田和锡兰茶田,组建新的大英茶叶公司,控制印度茶叶的本地销售和外销规模,并对其他印度茶叶公司实施挤压战略。
第三,他还是通过控股怡和洋行,在英国控股立顿食品店,投资怡和连锁店等方式,完善渠道销售。
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手段,加上中英贸易条约的改进,1886年,中国茶叶的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%,在国际茶叶出口市场的份额中重新恢复到90%的地位。
随着浙江越瓷厂、泉州瓷器厂和江南景德镇瓷器厂的陆续开办,中国的瓷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回暖和复苏,伴随着成本的降低,花样和质量的增加,瓷器在南洋和国内的销售量开始大幅提升,精品外销瓷在美国市场获取了较大的认可和销量。
在麻业、竹业等手工制品行业,传统手工艺品的外销总额也在逐步提升,尤其是江西竹席、麻席和夏麻布在国际上缺乏其他竞争者,也填补了欧美各国的市场空白。
伴随着这种大的经济环境的改善,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回暖。
1886年初,胡楚元放弃在北方的纸钞独营权,并亲自联系各家,联手山西曰升昌票号、万通票号、大德丰票号、山西商行、北洋商行、山东商行合股创办新的北洋银行。
1886年5月,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,说服湖广商行、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。
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,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,以及所需要的技术。
1886年9月,胡楚元说服醇亲王、礼亲王和肃亲王,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,创办新的大清银局,设立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云南、武汉、成都、西安、福州八家分局,归各地总督辖管。
自此,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,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,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,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。
1886年12月,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,江南六省(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)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。
1887年4月,两广、山东、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,在胡楚元的暗中艹控下,清政斧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,不再收取行商税,只在商铺征收商税,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,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。
1887年,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,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,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。
不管清朝廷怎么想,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,而在他的影响下,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,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。
同样,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,曾国荃、梅启照、刘坤一、谭钟麟、荣禄、鹿传霖、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,江南六省、湖广、两广、山东、四川、云贵、直隶、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,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。
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,可账都得算在清政斧的头上,至1887年底,清政斧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亿清圆,平均贷款利息为%。
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,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,发行固定利息为7%的五年期存票,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,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。
另一方面,即便是减免了全国的厘金杂税,清政斧在1887年的财政总收入也达到亿清圆,各省封疆大吏从中拿取的比例约在三成半左右,基本能够保持各省的军饷和洋务支出。
这些账,清朝廷自己会算,不管是醇亲王、礼亲王还是肃亲王,大家对胡楚元都是特别依赖的,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满人中央政权,以及欧洲列强和清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。
此时的清朝廷还不至于像最后阶段那段疯癫,他们很清楚,只要胡楚元无心造反,只想赚钱,对朝廷也有大用,能够帮朝廷赚钱,能帮清朝恢复到康乾盛世,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至少在他们看来……胡楚元手里只有一个用于保护自己的福字营,想造反也没有兵权啊。
胡楚元也和肃亲王私底下交了个底,若是哪天,朝廷容不下他了,他就和妻子一起前往美国,他在旧金山海湾一带买了数十万亩的田地,正在建设一个最奢华的庄园。
他在美国有数亿美金的资产,也能算是美国排名前三号的富翁。
清朝不留他,自有留他处,他也犯不着死活都得赖在国内。
他犯不着啊。
既然是这样,清朝廷也罢,慈禧也好,索姓就将他当作赫德那样的人来用,只要他能把朝廷户部的仓库填满白银,关键时刻能帮清朝廷和洋人斡旋,他就是最有用的人。
当然,慈禧不急着动手,醇亲王、礼亲王不急着动手,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……他们头上都悬挂着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,也可能不引爆——再过两三年,慈禧就得归政还朝,可看慈禧的样子,十之**是不会还的。
这个时候,手里握着大笔钞票的胡楚元反而成了双方争夺的重点,即便不争相示好,也不能把他给逼急了,万一逼到全然倒向另一方,事情也就不好收拾了,不管怎么说,胡楚元不仅有钱,还有洋人的支持,更是湘赣滇三系的财库大管家。
这个账,慈禧会算,醇亲王也会算。
胡楚元自己也会把握一种分寸,他没有狂妄的完全拿下中国金融业的所有发钞权,而是刻意制造了北洋银行、南洋银行、中国通商银行、长江银行、晋商银行、徽商银行等多家发钞行。
双方就此找到了一种平衡,胡楚元赚他的钱,朝廷用他办事。
另外,胡楚元还是非常重要的大捐赠者,他每年大约会向两江、闽浙、两广、湖广、直隶五大总督衙门总计捐银两千余万清圆,用于各位总督在各地兴办义塾、书院、学堂、国学馆、工学馆、农桑学馆。
他每年都会通过户部捐一千万清圆,用于清政斧在山西、河北各地以朝廷的名义赈灾,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。
他每年还会向肃亲王管着的内务府捐银六百万清圆,用于修复清漪园,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捐银数百万清圆,用于在各国举办轮番举办规模宏大的大清帝国展览会。
他都不在乎名声上的事情,反而是很低调,他出钱,别人出名,他出钱,肃亲王讨好。
至于肃亲王、礼亲王、醇亲王,以及各地封疆大吏,三品及以上的官员,不管有没有实权,逢年过节,胡楚元都会送一笔钱,多则几十万清圆,少也肯定是上万清圆。
对于新晋的进士,他都礼钱要送,只要是有点能力的人,基本也能通过他谋一个实缺。
对于身在国外的那些驻外公使、参赞、留学生,胡楚元每年也都会送一笔津贴。
对于湘军、赣军、东海舰队、南海舰队的各级将官,他同样都有钱会送过去,只不过,这些钱送的就要隐蔽的多。即便刘铭传、潘鼎新这样的淮军大佬,胡楚元也会有钱送。
滇军、桂军都有钱,甚至连一些绿营的总兵也能拿到礼钱,各种各样的名目,各种各样的渠道,总之,收的人自己清楚是胡楚元的心意就行了。
捐银加贿赂,胡楚元仅在1887年就为此开支了5578万清圆。
同样,他的生意也在大家的暗中支持下越做越大,产业规模早已扩大到令人乍舌的地步。
(未完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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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们以为是最后一次,结果却捅了一个马蜂窝。
沙捞越自治邦和兰芳公司结盟,在荷兰出兵攻击兰芳公司不久,沙军也开始出兵,双方在山口洋、坤甸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,最终是荷兰人被迫退出婆罗洲为结果,使得沙捞越自治邦扩大为英属婆罗洲自治联邦。
当然,这件事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并不大,毕竟荷兰的衰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中法战争的大胜,迫使法国取缔完全最惠国特权后,大清帝国的国际声望明显有了大幅的提升。
1885年7月底,胡楚元返回上海墉园,和美国公使达成协议,美国主动放弃完全最惠国待遇,双方互惠享有部分最惠国待遇。
1885年8月,胡楚元携妻子访问英国,虽然未能说服英国放弃最惠国特权,但就税务自主、中缅边境和中印边境等问题达成初步的协议,并和英美法三国达成协议,将上海、天津、海防租界转变为国际公租界,由中英美法四国各派一名公董委员,并从中外商人和本地代表中抽选三名公董委员,以七人制对国际公租界进行管理。
9月,胡楚元抵达莫斯科,就疆省伊犁问题举行最后的谈判,最终以象征姓的支付六十万清圆为代价,正式收回伊犁。
10月,胡楚元抵达德国柏林,和俾斯麦宰相举行会谈,签订新的《中德互惠贸易协定》。
随后,胡楚元访问比利时、丹麦、荷兰、西班牙、奥匈帝国,陆续签订新的贸易协定,允许各国商人在国际公租界贸易,同时,中方商人也有权在各国拥有上岸贸易权,为国内各家商行绕过洋行和各国贸易扫除了最后的障碍。
胡楚元于1886年春2月返回国内,在他回到上海不久,左宗棠病逝于江宁,胡楚元紧急前往江宁,和左宗棠见了最后一面。
其后,曾国荃调任两江总督,鹿传霖补任山西巡抚兼提督,刘锦堂补任浙江巡抚,湘军主力归入曾国荃麾下,福建人叶祖珪平调至南海舰队任提督,广东人叶富升任东海舰队提督。
这一阶段,朝廷在人事安排上还是一如既往的采用异地分治,各系平衡的策略,中国在整体的经济和政治上也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。
1886年4月,胡楚元对生丝出口价进行微调,上浮7%,算是暂时放过了曰本一马,也给自己一段特别宁静的时间。
正是在这段时间里,他继续加强了对中国茶业、麻业、瓷器产业的整顿,投资规模逐步达到一亿清圆,先后修建了南昌经景德镇、祁门县、徽州、湖州至杭州、宁波的南宁铁路,以及政和县至福鼎县,德化县经永春县、安溪县至泉州,以及沙县至福州的铁路。
通过和荣禄的协调商谈,他开始投资武昌至南宁铁路,并由徐润的两广商行投资兴办南宁至广州的铁路。
随着铁路网的完善,以及各地港口设施的完善,包括江南商行出资四百余万清圆疏通长江航道和闽江航道,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到岸价已经和印度茶叶大致相当。
在此基础上,胡楚元开始通过私下贴补的方式,在英国阻击印度茶叶,并大力开拓美国、德国、法国和西班牙、澳大利亚等市场,同时加大对俄国的茶叶海贸规模。
另一方面,他也通过资本优势,由太古洋行收购印度茶田和锡兰茶田,组建新的大英茶叶公司,控制印度茶叶的本地销售和外销规模,并对其他印度茶叶公司实施挤压战略。
第三,他还是通过控股怡和洋行,在英国控股立顿食品店,投资怡和连锁店等方式,完善渠道销售。
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手段,加上中英贸易条约的改进,1886年,中国茶叶的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%,在国际茶叶出口市场的份额中重新恢复到90%的地位。
随着浙江越瓷厂、泉州瓷器厂和江南景德镇瓷器厂的陆续开办,中国的瓷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回暖和复苏,伴随着成本的降低,花样和质量的增加,瓷器在南洋和国内的销售量开始大幅提升,精品外销瓷在美国市场获取了较大的认可和销量。
在麻业、竹业等手工制品行业,传统手工艺品的外销总额也在逐步提升,尤其是江西竹席、麻席和夏麻布在国际上缺乏其他竞争者,也填补了欧美各国的市场空白。
伴随着这种大的经济环境的改善,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回暖。
1886年初,胡楚元放弃在北方的纸钞独营权,并亲自联系各家,联手山西曰升昌票号、万通票号、大德丰票号、山西商行、北洋商行、山东商行合股创办新的北洋银行。
1886年5月,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,说服湖广商行、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。
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,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,以及所需要的技术。
1886年9月,胡楚元说服醇亲王、礼亲王和肃亲王,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,创办新的大清银局,设立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云南、武汉、成都、西安、福州八家分局,归各地总督辖管。
自此,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,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,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,在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。
1886年12月,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,江南六省(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)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。
1887年4月,两广、山东、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,在胡楚元的暗中艹控下,清政斧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,不再收取行商税,只在商铺征收商税,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,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。
1887年,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,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,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。
不管清朝廷怎么想,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,而在他的影响下,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,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。
同样,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,曾国荃、梅启照、刘坤一、谭钟麟、荣禄、鹿传霖、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,江南六省、湖广、两广、山东、四川、云贵、直隶、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,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。
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,可账都得算在清政斧的头上,至1887年底,清政斧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亿清圆,平均贷款利息为%。
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,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,发行固定利息为7%的五年期存票,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,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。
另一方面,即便是减免了全国的厘金杂税,清政斧在1887年的财政总收入也达到亿清圆,各省封疆大吏从中拿取的比例约在三成半左右,基本能够保持各省的军饷和洋务支出。
这些账,清朝廷自己会算,不管是醇亲王、礼亲王还是肃亲王,大家对胡楚元都是特别依赖的,而胡楚元也基本成了封疆大吏和满人中央政权,以及欧洲列强和清朝廷之间的沟通桥梁。
此时的清朝廷还不至于像最后阶段那段疯癫,他们很清楚,只要胡楚元无心造反,只想赚钱,对朝廷也有大用,能够帮朝廷赚钱,能帮清朝恢复到康乾盛世,那何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至少在他们看来……胡楚元手里只有一个用于保护自己的福字营,想造反也没有兵权啊。
胡楚元也和肃亲王私底下交了个底,若是哪天,朝廷容不下他了,他就和妻子一起前往美国,他在旧金山海湾一带买了数十万亩的田地,正在建设一个最奢华的庄园。
他在美国有数亿美金的资产,也能算是美国排名前三号的富翁。
清朝不留他,自有留他处,他也犯不着死活都得赖在国内。
他犯不着啊。
既然是这样,清朝廷也罢,慈禧也好,索姓就将他当作赫德那样的人来用,只要他能把朝廷户部的仓库填满白银,关键时刻能帮清朝廷和洋人斡旋,他就是最有用的人。
当然,慈禧不急着动手,醇亲王、礼亲王不急着动手,那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……他们头上都悬挂着一颗即将引爆的炸弹,也可能不引爆——再过两三年,慈禧就得归政还朝,可看慈禧的样子,十之**是不会还的。
这个时候,手里握着大笔钞票的胡楚元反而成了双方争夺的重点,即便不争相示好,也不能把他给逼急了,万一逼到全然倒向另一方,事情也就不好收拾了,不管怎么说,胡楚元不仅有钱,还有洋人的支持,更是湘赣滇三系的财库大管家。
这个账,慈禧会算,醇亲王也会算。
胡楚元自己也会把握一种分寸,他没有狂妄的完全拿下中国金融业的所有发钞权,而是刻意制造了北洋银行、南洋银行、中国通商银行、长江银行、晋商银行、徽商银行等多家发钞行。
双方就此找到了一种平衡,胡楚元赚他的钱,朝廷用他办事。
另外,胡楚元还是非常重要的大捐赠者,他每年大约会向两江、闽浙、两广、湖广、直隶五大总督衙门总计捐银两千余万清圆,用于各位总督在各地兴办义塾、书院、学堂、国学馆、工学馆、农桑学馆。
他每年都会通过户部捐一千万清圆,用于清政斧在山西、河北各地以朝廷的名义赈灾,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。
他每年还会向肃亲王管着的内务府捐银六百万清圆,用于修复清漪园,又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捐银数百万清圆,用于在各国举办轮番举办规模宏大的大清帝国展览会。
他都不在乎名声上的事情,反而是很低调,他出钱,别人出名,他出钱,肃亲王讨好。
至于肃亲王、礼亲王、醇亲王,以及各地封疆大吏,三品及以上的官员,不管有没有实权,逢年过节,胡楚元都会送一笔钱,多则几十万清圆,少也肯定是上万清圆。
对于新晋的进士,他都礼钱要送,只要是有点能力的人,基本也能通过他谋一个实缺。
对于身在国外的那些驻外公使、参赞、留学生,胡楚元每年也都会送一笔津贴。
对于湘军、赣军、东海舰队、南海舰队的各级将官,他同样都有钱会送过去,只不过,这些钱送的就要隐蔽的多。即便刘铭传、潘鼎新这样的淮军大佬,胡楚元也会有钱送。
滇军、桂军都有钱,甚至连一些绿营的总兵也能拿到礼钱,各种各样的名目,各种各样的渠道,总之,收的人自己清楚是胡楚元的心意就行了。
捐银加贿赂,胡楚元仅在1887年就为此开支了5578万清圆。
同样,他的生意也在大家的暗中支持下越做越大,产业规模早已扩大到令人乍舌的地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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