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一十七章 笨蛋,根本问题是经济
天花。
如果说病毒是造物主为了平衡地球生态链的天灾军团,那么天花,就是专砍人类的急先锋。
它没有中间宿主,没有自然宿主,直接寄生于人类,只对人类有效的同时,还拥有着高达三成以上的致死率,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封建时代,这种致死率会在营养不良等多种诱因之下飙升至四成到五成。
若是像鼠疫、疟疾一般,有中间宿主,有传播途径可以切断,勤劳而勇敢,富有总结经验的中国人,会在长期的瘟疫笼罩之下,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手段。将瘟疫的伤害降到最低。
隶属于太医院的惠民药局,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下诞生的全国性的疫情监测和防治系统。
这也是为什么耿如杞在得知察哈尔部两旗发生了瘟疫之后,第一次向朝廷请援,就是请太医院的太医前往坐镇,而不是放弃对两旗的控制。
这是耿如杞第一次向大明皇帝开口,请求支援。
天花病毒,最早的记录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五世,在公元前1400年死于天花。
公元前1000年前后,天花病毒乘坐着埃及商人的大篷车,摇摇晃晃的来到了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,也赶到了恒河流域,成为了印度人的噩梦。
公元4世纪初,天花随着丝绸之路,正式来到了中国,状如火疮,皆戴白浆,剧者多死,此疮从西东流,遍于海中。
在天花病毒面前,人人平等。
康熙皇帝因为患有天花,并且幸存了下来,继任了皇位,因为他的父亲死在天花的手中,而康熙的后人,同治皇帝,却死于了天花。
而死于这位死神的帮凶手下的王公贵族,还有英吉利女王玛丽二世,德国皇帝约瑟夫一世,法国国王路易十五,俄国皇帝彼得二世等等、等等。
“太医院那边臣也去问过了,人痘术对天花有奇效,不过这人痘术得经年的老医生才能做,效果好是好,但是……”王承恩有些为难的说道。
“但是什么?”朱由检非常疑惑的问道。
王承恩略微有些叹息的说道:“一来这人痘术也有一分的可能性会让人真的染上天花,二来,这人痘术,还是太贵了。动一次刀就要三十两银子。”
“三十两?!”朱由检略显震惊的说道。
西山煤局的一个普通窑民一年也就能剩下个十两银子左右,这还是隶属于皇庄,大明皇帝亲自盯着的项目,内监官上上下下不敢贪腐的结果。
王承恩点头说道:“是,所以百姓们多数都去无为老母那里求一碗符水,只需要三分银。”
“上次吴太医在北居贤坊做了一段时间的义诊,免费给百姓们施这人痘术,可是呢,去的人很少也就罢了,还被无为教母派人砸了摊子,若非当时孙传庭孙府丞正好经行此处,救下了吴太医,吴太医怕是要被活活打死。”
果然,底层的百姓们,不仅仅是受到了信息茧房效应,对人痘术的忌讳莫深的同时,因为无为教在民间的广泛流传,长期愚昧百姓,让百姓们对人痘术的效果,知之不详。
勤劳、朴素而富有总结精神的中国医生们,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,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抵抗天花病毒的手段,那就是人痘术,人痘术在千年时间,从最开始的鼻塞生苗术,逐渐的转化为了多次减毒的熟水苗术。
生苗术,是直接把痘痂研末并用棉花沾着放进鼻腔之中。而熟水苗术,在借种之前,则进行长达七次的减毒才会成为各大名医的镇局之宝。
天花病毒只有一个弱点,那就是一次感染,终身免疫。
七次减毒是世代行医的医倌们,用最初代的痘痂,进行种痘,随后从幸存的人身上,挑选症状最轻微存活下来的人身上,得到新的痘苗再用防腐香料处理,随后,再次接种,再次挑选最轻微的新的痘苗,再用防腐香料处理,这就是熟苗诞生的过程。
吴又可家中世代行医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他手中的痘苗经过了多少代的减毒。
在大明朝养苗炼蛊,是每个医生必修的功课。
七次减毒,是各大医馆的医倌们,实施人痘术的最低标准。
人痘术的有效率是多少,在统计学缺失的大明朝,确实不得而知,但是大明中医手中,的确握有这个世界上,毒性最低的痘苗。
“这三十两银子的标准,是谁定下的?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?”朱由检有些犹豫的问道。
“万岁爷,这不是个钱的问题。”王承恩有些苦恼的挠了挠头,大明不是什么问题都是钱的问题。
笨蛋,根本问题是经济。
这是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政治术语,将所有的问题归咎到经济问题上,就可以得到一个看似终结所有政治问题的唯一解。
但经济是政治活动中一个环节,占比很重,但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经济问题。
朱由检很敏锐的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发言,让自己这位身边的大珰有些难以启齿,不知道该怎么纠正。
但好在,大明皇帝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,不擅长自我反省的人,相反,他很擅长自我批评,在了解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后,很快,就调整好了自己尴尬的情绪。
反正乾清殿现在就他和王承恩一个人,王承恩不会出去瞎叨叨。
“其实这个三十两,是太医院定出的价格,太医院十七位太医,其实手里的痘苗也都是传下来的,他们必须要定期去接种然后取痘痂,再次储存起来。这个钱是太医院定出来的,惠民药局那边是不收钱的。”王承恩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下自己探听来的情报。
大明的明公们对于免费的东西是十分抵触的,所以太医院的太医们不得不标出一个高昂的价格,来表示这种痘苗的来之不易。
而在惠民药局的接种,却是完全免费的形式,这部分的钱,从明公、勋戚、富商那里已经挣出来了。
这算是另外一种信息茧房,无论是王公贵族,还是勋戚巨贾,明公以及富户,他们对于惠民药局那种免费的痘苗,都持有一种藐视,免费的怎么会有好东西呢?
这也算是大明朝特有的分配方式了。
这让朱由检感到了一种极其现实的魔化色彩。
明公们把持着信息,对人痘术忌讳莫深,从来不向下普及这种高明的手段,而太医们则是利用这种信息的金贵,构建了另外一套信息茧房,在惠民药局实行普惠式的医助。
谁的损失更大?
显然是被无为教等邪异蛊惑的大明百姓,他们生下了孩子,喝了一碗不知道什么的符水,最终还是要感染上天花,不得不摔死自己的孩子,丢弃在乱葬岗上。
在大明每生一个娃,都是女子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
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文现象的答案,那就是为什么大明的妒妇现象如此严重,上到皇帝,下到普通百姓,女子妒夫,却没人认为有问题?
这可是封建社会!
这不是大明的女子地位有多么的尊崇,只不过是女子太少了的缘故。
摔婴是摔死得了天花的孩子,那么溺婴,就是人工筛选,将出生的女童直接溺死,就是一种残忍的、民间的、普遍存在的人口控制机制了。
摔死女娃,留下男的做劳动力,几乎是所有的人家默认的选择,母亲躺在床上,只能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,被活活溺死,却只能干哭,毫无办法。
出生,还是第一步的人丁筛选。
熬过了幼年时期,天生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之后,这些个姑娘,还要面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压迫,这种思想压迫,就导致了女童在成长至青年时期的生存问题。
而民间给出的解决方案,就是童养媳遍布大江南北,富裕人家,从小门小户买一个女童,知根知底的同时,也是看着长大,轻易不会逃跑。
熬过了成长期的女孩子,在十三四岁的时候,就面临着生产问题,而每次的生产,都是一道鬼门关,但凡是跨不过去,就是一命呜呼。
在京师,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的比例为二比一,每两个成男男子,才会有一个成年的女子,这里的成年,指的是十六岁及以上。
女子如此稀少的情况下,妒妇蔚然成风,就自然而然形成了。
童养媳的产生,就是富裕人家去穷人家里买女孩子,做童养媳,那穷人家,本来就不多的女孩子,在小门小户的世界里,就变的更加珍贵和稀少。
在洪武五年,天下初定,在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之后,大明的男丁已经经过了统一战争的巨大消耗之后,依旧是男多女少,京师、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等地的媒妁之礼,六礼之费就高达五十余两。
而那时,一个蒙兀人披甲之卒的人头,也就五十两的银子而已。
为此,朱元璋在洪武五年下诏:古之婚礼,结两姓之欢,以重人伦。近世以来,专论聘财,习染奢侈。其仪制颁行。务从节俭,以厚风俗,违者,论罪如律。
通过大明律的形式,对聘财进行了规定,结婚成本过高是要入刑的。
朱元璋活着的时候,这条法律还被执行了,随着时间的推移,就已经没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了。
而现在京师的普通人家的结婚成本,已经高达百两,是一个普通男丁,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够攒下。
不过大明百两的结婚成本,五六年不吃不喝攒下来,和后世那种动辄数十万的彩礼、又要房子、也要车子相比,还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至少在大明,女方还不会索要车驾,八抬大轿也就是结婚时候坐一坐。攒个五六年钱,还是能够讨到老婆。
穷不过三代,还不是穷不过一代,直接社会性单身,直至没有子嗣。
结婚成本过高,那解决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?
如果真的这么简单,就简单了。
北直隶的彩礼普遍在七八十两的范围,结婚成本百两以上,而江南,可不仅仅是七八十两了,至少的两百两起步。
经济好,只会让结婚成本更高,并不会让大明的光棍们有媳妇孩子热炕头。
高昂的结婚成本的目的是什么?传宗接代,在只能养活一个的情况下,选择性的溺婴现象,就是普遍存在了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性循环。
溺死女婴,导致女子数量减少,结婚成本因此变得更加高昂,结婚的目的却又是为了传宗接代,如此反复几代人下去,男女比例失衡,社会问题加剧,就成了肉眼可见的社会乱象。
光棍们多会出现什么?
群小,流匪。
群小流匪也是要生存的,要吃喝拉撒,要衣食住行,他们也是要讨生活。
群小和流匪,必须要寄居在高门大户的人家,这让高门大户们的阶级地位愈加的稳定,也让大明的朝廷对地方的把控能力,越来越弱。
整个地方,从上到小,都是缙绅们的人,朝廷怎么管?
朝中的明公们,真的看不到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?不知道这种止投献的风气,形成的原因吗?
连建奴的黄台吉都看出问题的根本了,大明的明公们看不出来吗?
不,他们一清二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,甚至连如何解决问题,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但是绝大多数的明公们,不过是选择了妥协罢了。
最后的必然结果,就是百姓们揭竿而起,敲碎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富户、缙绅、巨贾、勋戚、明公,最后敲碎他朱由检的狗头。
眼下,几乎所有大明的社会问题,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答案,那就是敲碎他朱由检的脑袋,给天下人一个交待。
然后换一个皇帝上台的结果,依旧是明公们尸位素餐,缙绅们夜夜笙歌,巨贾、缙绅们作威作福,富户们有一点的小确幸关起门来,自己的日子还能过,而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们的日子愈加苦楚。
这种社会问题,改朝换代,依旧得不到解决,如此往复循环,最终,就是张养浩的那句,兴,百姓苦,亡,百姓苦。
摔婴、溺婴的社会问题只是表象,天花之害,只不过是社会乱象之下一个妖魔鬼怪,牛鬼神蛇罢了。
真正的问题出在了哪里?
朱由检靠在了御座之上,陷入了沉思之中,他很年轻,他对社会问题了解,但是问题的根源,他不清楚,解决方案,他也没有。
他没有,不代表别人没有。
朱由检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那个逆潮流的人口大爆炸的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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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病毒是造物主为了平衡地球生态链的天灾军团,那么天花,就是专砍人类的急先锋。
它没有中间宿主,没有自然宿主,直接寄生于人类,只对人类有效的同时,还拥有着高达三成以上的致死率,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封建时代,这种致死率会在营养不良等多种诱因之下飙升至四成到五成。
若是像鼠疫、疟疾一般,有中间宿主,有传播途径可以切断,勤劳而勇敢,富有总结经验的中国人,会在长期的瘟疫笼罩之下,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疫手段。将瘟疫的伤害降到最低。
隶属于太医院的惠民药局,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下诞生的全国性的疫情监测和防治系统。
这也是为什么耿如杞在得知察哈尔部两旗发生了瘟疫之后,第一次向朝廷请援,就是请太医院的太医前往坐镇,而不是放弃对两旗的控制。
这是耿如杞第一次向大明皇帝开口,请求支援。
天花病毒,最早的记录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国王拉美西斯五世,在公元前1400年死于天花。
公元前1000年前后,天花病毒乘坐着埃及商人的大篷车,摇摇晃晃的来到了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,也赶到了恒河流域,成为了印度人的噩梦。
公元4世纪初,天花随着丝绸之路,正式来到了中国,状如火疮,皆戴白浆,剧者多死,此疮从西东流,遍于海中。
在天花病毒面前,人人平等。
康熙皇帝因为患有天花,并且幸存了下来,继任了皇位,因为他的父亲死在天花的手中,而康熙的后人,同治皇帝,却死于了天花。
而死于这位死神的帮凶手下的王公贵族,还有英吉利女王玛丽二世,德国皇帝约瑟夫一世,法国国王路易十五,俄国皇帝彼得二世等等、等等。
“太医院那边臣也去问过了,人痘术对天花有奇效,不过这人痘术得经年的老医生才能做,效果好是好,但是……”王承恩有些为难的说道。
“但是什么?”朱由检非常疑惑的问道。
王承恩略微有些叹息的说道:“一来这人痘术也有一分的可能性会让人真的染上天花,二来,这人痘术,还是太贵了。动一次刀就要三十两银子。”
“三十两?!”朱由检略显震惊的说道。
西山煤局的一个普通窑民一年也就能剩下个十两银子左右,这还是隶属于皇庄,大明皇帝亲自盯着的项目,内监官上上下下不敢贪腐的结果。
王承恩点头说道:“是,所以百姓们多数都去无为老母那里求一碗符水,只需要三分银。”
“上次吴太医在北居贤坊做了一段时间的义诊,免费给百姓们施这人痘术,可是呢,去的人很少也就罢了,还被无为教母派人砸了摊子,若非当时孙传庭孙府丞正好经行此处,救下了吴太医,吴太医怕是要被活活打死。”
果然,底层的百姓们,不仅仅是受到了信息茧房效应,对人痘术的忌讳莫深的同时,因为无为教在民间的广泛流传,长期愚昧百姓,让百姓们对人痘术的效果,知之不详。
勤劳、朴素而富有总结精神的中国医生们,用了将近千年的时间,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抵抗天花病毒的手段,那就是人痘术,人痘术在千年时间,从最开始的鼻塞生苗术,逐渐的转化为了多次减毒的熟水苗术。
生苗术,是直接把痘痂研末并用棉花沾着放进鼻腔之中。而熟水苗术,在借种之前,则进行长达七次的减毒才会成为各大名医的镇局之宝。
天花病毒只有一个弱点,那就是一次感染,终身免疫。
七次减毒是世代行医的医倌们,用最初代的痘痂,进行种痘,随后从幸存的人身上,挑选症状最轻微存活下来的人身上,得到新的痘苗再用防腐香料处理,随后,再次接种,再次挑选最轻微的新的痘苗,再用防腐香料处理,这就是熟苗诞生的过程。
吴又可家中世代行医,连他自己都不知道,他手中的痘苗经过了多少代的减毒。
在大明朝养苗炼蛊,是每个医生必修的功课。
七次减毒,是各大医馆的医倌们,实施人痘术的最低标准。
人痘术的有效率是多少,在统计学缺失的大明朝,确实不得而知,但是大明中医手中,的确握有这个世界上,毒性最低的痘苗。
“这三十两银子的标准,是谁定下的?有没有可能降低一些?”朱由检有些犹豫的问道。
“万岁爷,这不是个钱的问题。”王承恩有些苦恼的挠了挠头,大明不是什么问题都是钱的问题。
笨蛋,根本问题是经济。
这是一个很有迷惑性的政治术语,将所有的问题归咎到经济问题上,就可以得到一个看似终结所有政治问题的唯一解。
但经济是政治活动中一个环节,占比很重,但不是所有问题都是经济问题。
朱由检很敏锐的察觉到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幼稚发言,让自己这位身边的大珰有些难以启齿,不知道该怎么纠正。
但好在,大明皇帝并不是一个刚愎自用,不擅长自我反省的人,相反,他很擅长自我批评,在了解到了自己的幼稚之后,很快,就调整好了自己尴尬的情绪。
反正乾清殿现在就他和王承恩一个人,王承恩不会出去瞎叨叨。
“其实这个三十两,是太医院定出的价格,太医院十七位太医,其实手里的痘苗也都是传下来的,他们必须要定期去接种然后取痘痂,再次储存起来。这个钱是太医院定出来的,惠民药局那边是不收钱的。”王承恩稍微详细的解释了下自己探听来的情报。
大明的明公们对于免费的东西是十分抵触的,所以太医院的太医们不得不标出一个高昂的价格,来表示这种痘苗的来之不易。
而在惠民药局的接种,却是完全免费的形式,这部分的钱,从明公、勋戚、富商那里已经挣出来了。
这算是另外一种信息茧房,无论是王公贵族,还是勋戚巨贾,明公以及富户,他们对于惠民药局那种免费的痘苗,都持有一种藐视,免费的怎么会有好东西呢?
这也算是大明朝特有的分配方式了。
这让朱由检感到了一种极其现实的魔化色彩。
明公们把持着信息,对人痘术忌讳莫深,从来不向下普及这种高明的手段,而太医们则是利用这种信息的金贵,构建了另外一套信息茧房,在惠民药局实行普惠式的医助。
谁的损失更大?
显然是被无为教等邪异蛊惑的大明百姓,他们生下了孩子,喝了一碗不知道什么的符水,最终还是要感染上天花,不得不摔死自己的孩子,丢弃在乱葬岗上。
在大明每生一个娃,都是女子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。
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文现象的答案,那就是为什么大明的妒妇现象如此严重,上到皇帝,下到普通百姓,女子妒夫,却没人认为有问题?
这可是封建社会!
这不是大明的女子地位有多么的尊崇,只不过是女子太少了的缘故。
摔婴是摔死得了天花的孩子,那么溺婴,就是人工筛选,将出生的女童直接溺死,就是一种残忍的、民间的、普遍存在的人口控制机制了。
摔死女娃,留下男的做劳动力,几乎是所有的人家默认的选择,母亲躺在床上,只能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,被活活溺死,却只能干哭,毫无办法。
出生,还是第一步的人丁筛选。
熬过了幼年时期,天生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之后,这些个姑娘,还要面对重男轻女的思想压迫,这种思想压迫,就导致了女童在成长至青年时期的生存问题。
而民间给出的解决方案,就是童养媳遍布大江南北,富裕人家,从小门小户买一个女童,知根知底的同时,也是看着长大,轻易不会逃跑。
熬过了成长期的女孩子,在十三四岁的时候,就面临着生产问题,而每次的生产,都是一道鬼门关,但凡是跨不过去,就是一命呜呼。
在京师,成年男子与成年女子的比例为二比一,每两个成男男子,才会有一个成年的女子,这里的成年,指的是十六岁及以上。
女子如此稀少的情况下,妒妇蔚然成风,就自然而然形成了。
童养媳的产生,就是富裕人家去穷人家里买女孩子,做童养媳,那穷人家,本来就不多的女孩子,在小门小户的世界里,就变的更加珍贵和稀少。
在洪武五年,天下初定,在经过了频繁的战争之后,大明的男丁已经经过了统一战争的巨大消耗之后,依旧是男多女少,京师、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等地的媒妁之礼,六礼之费就高达五十余两。
而那时,一个蒙兀人披甲之卒的人头,也就五十两的银子而已。
为此,朱元璋在洪武五年下诏:古之婚礼,结两姓之欢,以重人伦。近世以来,专论聘财,习染奢侈。其仪制颁行。务从节俭,以厚风俗,违者,论罪如律。
通过大明律的形式,对聘财进行了规定,结婚成本过高是要入刑的。
朱元璋活着的时候,这条法律还被执行了,随着时间的推移,就已经没人把这个当做一回事了。
而现在京师的普通人家的结婚成本,已经高达百两,是一个普通男丁,不吃不喝五六年才能够攒下。
不过大明百两的结婚成本,五六年不吃不喝攒下来,和后世那种动辄数十万的彩礼、又要房子、也要车子相比,还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至少在大明,女方还不会索要车驾,八抬大轿也就是结婚时候坐一坐。攒个五六年钱,还是能够讨到老婆。
穷不过三代,还不是穷不过一代,直接社会性单身,直至没有子嗣。
结婚成本过高,那解决经济问题不就解决了吗?
如果真的这么简单,就简单了。
北直隶的彩礼普遍在七八十两的范围,结婚成本百两以上,而江南,可不仅仅是七八十两了,至少的两百两起步。
经济好,只会让结婚成本更高,并不会让大明的光棍们有媳妇孩子热炕头。
高昂的结婚成本的目的是什么?传宗接代,在只能养活一个的情况下,选择性的溺婴现象,就是普遍存在了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恶性循环。
溺死女婴,导致女子数量减少,结婚成本因此变得更加高昂,结婚的目的却又是为了传宗接代,如此反复几代人下去,男女比例失衡,社会问题加剧,就成了肉眼可见的社会乱象。
光棍们多会出现什么?
群小,流匪。
群小流匪也是要生存的,要吃喝拉撒,要衣食住行,他们也是要讨生活。
群小和流匪,必须要寄居在高门大户的人家,这让高门大户们的阶级地位愈加的稳定,也让大明的朝廷对地方的把控能力,越来越弱。
整个地方,从上到小,都是缙绅们的人,朝廷怎么管?
朝中的明公们,真的看不到这种局面的必然结果?不知道这种止投献的风气,形成的原因吗?
连建奴的黄台吉都看出问题的根本了,大明的明公们看不出来吗?
不,他们一清二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,甚至连如何解决问题,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。
但是绝大多数的明公们,不过是选择了妥协罢了。
最后的必然结果,就是百姓们揭竿而起,敲碎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富户、缙绅、巨贾、勋戚、明公,最后敲碎他朱由检的狗头。
眼下,几乎所有大明的社会问题,都指向了一个最终的答案,那就是敲碎他朱由检的脑袋,给天下人一个交待。
然后换一个皇帝上台的结果,依旧是明公们尸位素餐,缙绅们夜夜笙歌,巨贾、缙绅们作威作福,富户们有一点的小确幸关起门来,自己的日子还能过,而小门小户平头百姓们的日子愈加苦楚。
这种社会问题,改朝换代,依旧得不到解决,如此往复循环,最终,就是张养浩的那句,兴,百姓苦,亡,百姓苦。
摔婴、溺婴的社会问题只是表象,天花之害,只不过是社会乱象之下一个妖魔鬼怪,牛鬼神蛇罢了。
真正的问题出在了哪里?
朱由检靠在了御座之上,陷入了沉思之中,他很年轻,他对社会问题了解,但是问题的根源,他不清楚,解决方案,他也没有。
他没有,不代表别人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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